信仰类文字，为何给人“二流出版品”的印象？有些作家为什么不肯自称“基督徒作家”？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应该反思什么？
两岸三地，随意走进一家基督教书房，便稍可为现代华人基督教文学现象把脉。
成排成排的书籍，多属解经、神学、教会历史、牧会指导或家庭辅导等类。文学书籍呢？也有，不过常被摆在边陲不显眼的地方，且只有少数几本，算是对基督教各类出版品的一点“平衡”。
随意翻开一本基督教刊物，或点开一个电子杂志链接，即可读到信仰解析、时事评论、讲道、见证等各类文章，几十到上百页的刊载文章中，文艺文章只有少数薄薄几页。或者阙如。
若追溯一下作者国籍，杂志中倒还让人欣慰，有不少中国本土作者。但走进基督教书房可就让人气馁了，大部分书籍作者皆为外籍。畅销书排行榜历历名列的，也都是翻译书籍为主。这说明华人基督教出版的什么现象呢？——大部分中国作者出手的文章，质和量都还不够出书的水平。若再仔细阅读一些架上的翻译作品，赫然发现有些翻译文字粗糙，甚至有错误，让人读来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说实在，文字事奉在中国已推广经年，也许，到了扪心自问的时候：是否基督教书写，只能停留在工具性的文字水平？“基督教出版”，为何常予世人第二流出版品的印象？对上帝和信仰的写作，难道不应用第一流、最精炼、最优美的文字呈现？
然而，若要提升书写水平，无论是对文字或思想的铸炼皆离不了文学领域，因为文学语言富有感染力。但目前文学在信仰中却常扮演着宣传的角色，只为枯燥教义裹上一层美丽的糖衣而已。难怪许多真具文学素养的基督徒作者会从基督教文学中退位了。
结果，就出现了许多像我这样半路出家的作者。华人文字事工充满了如我般不成熟的笔，究其原因，不只因为“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还有着整体环境不够成熟的因素，使成熟之笔找不着下笔的着力点。这是一不可忽视的现象。
当初，因着呼召，我进入文字事奉领域。曾想了解西方基督教文学已出版过什么样的作品。经过一番搜索，蓦然发现除华人基督徒熟悉的英国文豪鲁益师（C.S.Lewis）和托尔金（J.R.R.Tolkien）之外，还有许多基督徒作者，令人欣然。
然而也有个奇怪现象，许多在属世书店永不绝版的基督教文学经典作品，作者如芙兰纳莉·欧康纳（Flannery O’Connor），沃科·普西（Walker Percy），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等，都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作家（Christian Writers）。他们只自称是作家，刚好也是个基督徒（a writer happens to be a Christian）。
那时我十分不解，后来发现这一微小差别，背后有着深重的意义。
西方诗人艾略特（T.S.Eliot）曾说：“文学的伟大，不能只用文学标准决定（意指还要有神学和伦理标准）；但是我们必须记得，一件作品算不算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来决定。”
他强调的是，文学作品不能脱离文学的规则。也就是说，创作应有其自主性，不能拿来作任何价值观传递的奴婢。前述传世作者和一般号称“基督徒作家”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他们是为文学而创作，而非只为传扬基督教而写。
吊诡的是，这些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作家”的作者写出的文学作品，反而比一般号称“基督徒作家”的作品，还要深入民心，也流传得更广。许是因为他们谨守文学本位，在文学作品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信仰，而非用文学包装、宣传信仰，才会有如此辉煌的写作成绩和文学定位。
如此说来，这里突显出一个重要的写作次序：先要有属灵的生命和视野，然后再由文学出发创作，才能“顺理成章”地产生成熟的基督教文学作品。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即使打着明显招牌的西方基督徒作者，近年来，也开始出现文字明显提升的现象了。
华人较熟悉的有写恩典和苦难都极为深刻的杨腓力（Philip Yancey）；写《小说圣经》的“讲台诗人”牧师沃尔特·温杰林（Walter Wangerin）；有“说故事的牧师”称誉的路卡杜牧师（Max Lucado）；还有提出牧者使用语言要像庖丁解牛，号称“牧者中的牧者”的毕德生牧师（Eugene Peterson），以及文字浅白但极具深味的神父作家卢云（Henri Nouwen）等。这些作者的共同特点，便在于他们都是读书人，且大量阅读文学书籍，深受文学作品的影响。写出的文字精炼，比喻鲜活，善用文学例子，且个个都极会说故事。
我相信这个转向绝非偶然，而是一个必须。他们的作品不论中外读者，接受度都相当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基督教书写成熟与否，其实离不开文学语言的掌握和呈现。
基督教文学的定位
所以文学，需要在基督教信仰中重新被定位。可以看到，在过去几百年里，基督教信仰从西方文学和艺术领域里断然撤退，这对西方文化是一大损失。
承继基督教信仰的华人教会界，则接收了西方基督教信仰思辨和讲道为主的精神。基督教文学因而一直像个营养不良、长不大的孩子。生还是要生，但没有提供营养和适合成长的环境来培育，多少年来都呈现发育不良。
至于基督教信仰为何会在西方的文学中退位呢？这要回到西方理性主义盛行的缘由。自十七、十八世纪科学昌进后，许多神奇便从世界中被扼杀，人们经历神秘和神圣的机会也被剥夺了。科学，成为了解这世界和检验真理标准的主要方式。
在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以及工业革命的科技发展下，世界被形容为一具“伟大的机器”，靠一些定理和规律在运作。可想而知，当人们的想象力被世界机器的庞大阴影笼罩后，已无多少余地可留给文学和艺术了。
英国浪漫诗人济慈（Keats）便曾抗议牛顿等科学之辈对世界的看法。说这会威胁、甚至摧毁人们对世界美丽的观看。济慈曾写过有名的诗句（翻译取自网友聊斋）：
多少世纪以来，彩虹一直是上帝大能的威力和应许保证的美丽象征。曾经，彩虹被多少诗人配上美丽的意象衬托，用文学的魅力赞叹。现却被以科学的方式详细分解、研究再注说，使横跨天上、有着丰富属灵意义的一大道美丽弧形，瞬间被压扁、拆解，成为一个可以归纳的小小视觉现象，一串可以归档的资料和数据。
济慈质疑，在一个什么都可用定律解释的世界里，人如何还能面对创造的奇妙，而感觉大而可畏呢？
这世界需要文学，因为文学可以用想象力，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世界的方式，也为我们和世界提供一有力又有效的对话管道。基督教信仰更需要文学，因为基督教信仰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话语”的传递上。文学本质便是把语言、文字推到极致，像用杠杆推动一个沉重的观念，举重若轻。文学中的故事更有其魅力，可以直指人心，同时又呈现世界的本像。想想，圣经各书卷的作者会不约而同地采用文学手法来书写，岂是巧合？这其中必有神的心意。
近几十年来，西方基督徒作者和诗人开始频频提到文学在信仰中，深具“道成肉身”的力量，怎么说呢？文字书写本来就是以有限描述无限，以具体呈现抽象，以象征来指向神圣。当作者用具体的意象、人物和故事包裹、呈现属灵真理时，就是一种“道成肉身”的方式。就像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的肉身，来彰显那望不见、也摸不着的祂自己一样。
所以在信仰中，文学和神学、护教学应相辅相成。传递福音，我们需要大声疾呼，也需要轻声细语；我们需要促销，也需要渗透。没有文学的信仰，就像断了翅的鸽子，飞不高、也飞不远，更遑论深入人心。
（本文选自《创作，一种属灵的经历》，宇宙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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