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副摄影作品让你记忆犹新？在摄影师冯君蓝的作品中，作者看到了触动人心的“灵魂肖像”，由此展开了更深的思考。一起来看作者的分享。
喧嚣中的初遇
2018年9月，我去参观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那是一个拥挤的傍晚，上海展览中心的“社会主义洛可可风”展厅里人潮汹涌。高大的穹顶下垂着水晶吊灯，浮雕与鎏金纹饰在射灯下泛着旧时代的光泽。而展厅之中，却是另一番现代的热闹——无数展位如迷宫般排开，各色影像在墙上交错：霓虹城市、抽象人体、荒诞景观、纪实镜头……视觉的喧嚣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我随着人流缓慢移动，目光掠过一张又一张脸、一片又一片色彩，直到在某一个转角，忽然停了下来。
那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展位，墙上只挂着寥寥几幅黑白肖像。周遭的声浪仿佛骤然退潮。我看见其中一张：一个男子头戴藤蔓编织的冠，光线从侧面落下，照亮他深邃的眉眼。他像是从遥远的时空里走来，却如此沉静地凝视着此刻。我的呼吸停顿了一下——所有嘈杂似乎都被一道无声的屏障隔开，只剩下一种异常的、几乎可触摸的宁静。
后来得知，那是冯君蓝的《亚当——自然的园丁》。离开展览后，那张脸却常在记忆的暗处浮现。因此，当我看到创文发布冯君蓝牧师的讲座信息《卑微的隐喻》时，便带着好奇点开——我想知道，是怎样的创作观，能让肖像在那样喧嚣的环境中释放深沉的静默？也隐隐希望，借着他的讲述，能摸到自己当初被震撼的缘由。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我是否在那些影像里，触碰到了艺术与信仰之间那片模糊而真实的交界地带？
提词人：谁是演员，谁是观众？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首先被冯君蓝反复提到的祁克果“提词人”的隐喻吸引。他说：“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从祁克果身上得到很多提醒。不管我是用语言来证道，或是使用图像的语言——摄影这个媒介，我其实都在扮演同一个功能，就是作为一个提词人。”
祁克果认为：牧师不是讲台上的演员，而是躲在幕后的提词人；会众亦不是被动的看戏人，反倒是真正的演员。提词人（讲道者）转述剧本与角色设定，鼓励演员（观者）在自己的生命中、在所处的现实历史情境中，把上帝所要求的角色演绎出来。就好像圣书所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这个比喻推翻了我对传道者的刻板印象，也唤醒了我作为平信徒的主体性。我们太常将牧者置于知识与权威的高台，盼望他们给出完整的答案、明晰的道路与令人满意的论述，却常常忘记：信仰从来不是一件可以外包的精神成品。提词人的职责并非代替演出，而是忠实地提示剧本的核心。同样，传道者的话语也非供人观赏的完美独白，而是向我们传递那永恒剧本中的片段与指引。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听到了多么精湛的台词，而是我们如何将所领受的提示，在自己真实而具体的人生场景中，勇敢地演绎出来。
明暗之间的挣扎
带着这一颠覆性认知，我以全新的视角与期待，继续聆听阿蓝牧师的讲座，细细体会他如何用镜头布道。
在介绍我最熟悉，也是我起初在展厅遇见的“微尘圣像”系列时，他放出一张照片：一张男人的脸，大半隐没在黑暗中，只有额头与一只眼被侧光擦亮。他说，这张照片叫《坠落的晨星》，是他镜头下的撒旦，也是对奥古斯丁那句“恶是善的缺乏”的视觉诠释。
我忍不住按下了暂停键。不是因为这张照片多么惊悚或华美，而是因为那种局部被光照的状态，突然让我意识到：原来信仰中的挣扎，并非全然的黑暗对抗全然的圣洁，而更多的是不完全活在光中的模糊地带。我们都是那张脸，部分向着光，部分隐入暗影，渴望完整，却常活在割裂里。
诗意的灵魂肖像
冯君蓝说，他拍摄的这一系列肖像并非客观记录，而是“带有诗意的灵魂肖像”。这些创作基于圣书的启示，也基于上帝所呼召的历世历代见证人的生命故事。他用“单幅戏剧”的形式，来表达圣书的人观。
一边听他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一边看着他以教会弟兄姐妹为模特拍摄的圣书人物照，心中总被激发出一种温柔的美感，像是秋日午后的阳光暖暖照在皮肤上。是因为那些熟悉的题材引发的联想吗？我想也不尽然。即便隐去那些有明显指向性的作品名，哪怕是没有信仰的人，也会立即被攫住心神——无法抗拒镜头中流露出的那种返璞归真的灵性之美。
比如那张最初借《生活月刊》封面进入公众视野的《预备着的童女》，它曾以清澈而安宁的力量让杂志编辑落泪，也深深击中了我。冯君蓝自言灵感来自《城南旧事》里的小英子——画中的女孩身着民国粗布裙，齐刘海下双眼明亮，静静望向镜头，神情中透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内在的安稳。那一刻，仿佛能透过她的面容，瞥见被神光映照的灵魂本真。原来肖像可以如此逼近灵魂的本来面貌，无须言语，无须象征，只要足够的虔诚与凝视，寻常之人便也成了光的载体。
两种凝视：谦卑与权力
这让我想起另一次截然相反的观看经验——多年前在柏林摄影博物馆，参观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的回顾展。同样运用黑白影像，同样以女性为主体，赫尔穆特的画面却充斥着强烈的视觉侵略性。在他的镜头下，女性往往置于被观看、被欲望化的情境中，肢体与姿态渗透着兽性与男性凝视的张力。作为一名女性观众，行走在那样的展厅里，我感受到的并非共鸣或启迪，而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与不适。
两位摄影师的作品之所以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根源在于完全不同的创作视角与精神指向。
冯君蓝的肖像源于一种向内的凝视，带着宗教性的谦卑与静观，试图在寻常面容中捕捉神性的微光。他关注的不是外在形态，而是内在生命的显露。摄影之于他不是欲望的投射，而是灵魂的澄明。因此，他的影像沉静、朴素，却具有直抵人心的渗透力。
而赫尔穆特·牛顿的时尚摄影则源于现代消费文化与感官美学，其镜头语言强调权力、情欲与戏剧性。他的作品常常刻意营造冲突与挑衅，通过肢体、场景与符号的编排，强化观看与被观看之间的张力。这种影像不追求灵魂的显现，而致力于视觉的表层震撼与心理的刺激，也因此往往携带着浓厚的性别政治与凝视权力的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两种摄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艺术伦理：一种是谦抑的、交托的、寻求共感的凝视；另一种则是掌控的、消费的、带有权力意识的窥视。冯君蓝说：“基本上我们怎么相信，就大致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
“半刻意”的哲学
大概许多观看讲座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好奇：冯君蓝那些深入人心的影像，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冯君蓝说他的创作是一个“半刻意”的过程。有时是先有主题再找人，有时是见到一个人，突然觉得“可以拍点什么”。他喜欢保留那种未完全清晰的状态，给观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比如他谈到《恩宠》那张照片的由来：在与同工关系紧绷、觉得全世界与自己为敌的日子里，他灰头土脸地走出门，却在桥下看见孩子与狗、惊起的鹭鸶，突然被提醒：“并非全天下都在跟我过意不去。”在那一刻，自我的委屈，转为体认受造世界的丰盈。他随后上山捡枯叶，为孩子做衣帽，拍下那幅如自然贵族般的肖像。
我想，这就是“天作之合”的最佳示范吧。创作如此，生活也如此。当人不再执拗于自我的全然掌控，而是对世界敞开一道接纳意外的缝隙时，光、偶然与恩典，才可能悄然降临。冯君蓝的“半刻意”，正是这样一种珍贵的创作姿态：既主动寻求，又谦卑等待；既构建意图，又臣服于际遇。
这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更是一种生命姿态。我们多数人要么太刻意，要么太随意。而“半刻意”是一个合乎中道的选择：它要求你持续耕作自己的心田，保持敏锐的主题意识、技术与美学修养；但同时，你必须学会在耕耘时抬头，聆听风声，观察云迹，允许一只意外的鹭鸶闯入画面，并认出它可能是恩典的信使。
深刻的创作与饱满的生活，或许都源于同一种能力：在主动的追寻中，保有被动的、接收性的温柔。不是我们创造了所有意义，而是我们准备好了自己，成为意义流淌的河道，成为光得以显影的底片。冯君蓝的镜头如此，我们每个人面对自身生命的方式，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我忍不住按下了暂停键。不是因为这张照片多么惊悚或华美，而是因为那种局部被光照的状态，突然让我意识到：原来信仰中的挣扎，并非全然的黑暗对抗全然的圣洁，而更多的是不完全活在光中的模糊地带。我们都是那张脸，部分向着光，部分隐入暗影，渴望完整，却常活在割裂里。
艺术：手指还是圣所？
讲座尾声，冯君蓝谈到艺术的定位。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他说艺术不应取代宗教，而应回归为“手指”或“提词人”，引导人去观看终极的造物主。
我心中浮起一个疑问：当代人是否能透过艺术这根“手指”，感受到某种神圣维度的存在？对非信仰者而言，冯君蓝的摄影或许不指向至圣者，却可能指向生命本身的深奥与尊严。那么，艺术究竟只是“手指”，还是它本身已成了一个隐喻的圣所——让神性在美的形式中栖息，哪怕观者叫不出那神的名字？
作为一个文艺爱好者，我曾以为艺术的价值在于表达自我、批判现实或创造美感。但冯君蓝让我看见另一种可能：艺术也可以是一种让渡，让创作者退后，让主题发光，让技术隐身，让灵魂显影。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谦卑的隐喻”。
这场讲座于我，成了一次缓慢的回响。它并没有直接回答“我当初为何被冯君蓝的作品所震撼”，却把我推向更深处，让我再一次认真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何以在此？我们如何在卑微的尘世中活出一瞬圣洁的可能？
而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与下一幅肖像对视的静默中。
吴琛
现居上海。挣扎十年，终于在圣书的文字中被光照，领受了无与伦比的爱。心悦，诚服。愿祂悦纳我的笔，赐我恩典，以文字为燃料，做光做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