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琛 | 为主癫狂【讲座回顾】

他们是历史中的“隐形人”，曾深度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却鲜少被了解和记念。如何以文字为铲，在历史土层中发掘他们的故事？一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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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和神热恋！”

今年五月，我跟着溯源读书会的“寻踪之旅”去了福建。领队的是《献祭者》作者施玮老师，我们沿着这本书的主角宋尚节的足迹，寻访他当年留下的佳美脚踪。

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幕场景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在莆田双池巷的午后，太阳直直地晒下来，巷子窄得连风都绕道走。我们穿过老城区那些纠缠不清的弄堂，往一家叫“疯灯”的独立书店走。施玮老师一路跟我们聊信仰，聊写作，语气松散，像拉家常。快到书店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转过头，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你要和神热恋！”

我一愣，随即笑了。心想：不愧是作家，不过相处了几天，已经把我的底牌摸透了。我这人吧，做事没什么章法，随性散漫，唯独对真正在意的事情会一头栽进去，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后来旅行结束，我重温2021年施玮和另一位作家山眼做客“创文云端讲坛”的视频录像，才发现那天施老师谈及如何成为被上帝使用的文字人时对我说的那句话，用词已经算克制了。在那场讲座里，她反复提到的表述是：为主癫狂。

发掘历史的“隐形人”

讲座开篇，施玮讲述了“铭贤书系”是如何诞生的。写《叛教者》完全是出于呼召，她犹豫了很久才动笔，因为题材敏感，她也从未想过要写教会历史。但写完《叛教者》之后，更多的历史人物和线索像被撬开的泉眼一样涌了上来，源源不断。她越来越清晰地看见，这条路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上帝的带领。

她发现，中国基督徒在现当代历史中几乎是“隐形人”——文学界没有他们，教会对他们所知甚少，公众则对他们充满了误解。而来华宣教士们建立医院、学校、孤儿院，深度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这些故事几乎没有进入公共记忆。于是她决定在美国成立出版社，专门出版基督教文学，第一套书系就叫“铭贤”，让那些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被书写。

在“寻踪之旅”中，施老师不止一次说：“我们这一代基督徒的使命，是把那段被掩埋的宣教史，重新放回中国近代史当中。”话音落地，四围安静，而我心头某根弦被轻轻拨了一下。

那根弦震颤了很久，一个问题从我心底浮起：梳理中国近代教会史，是否就是我文字事奉那条更具体的路？我是否也能如施老师一般，以文字为铲，在历史的土层中细细发掘，让那些为主燃烧过的生命被记念？这或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追问。每一个蒙召以文字服侍的基督徒，迟早都会在某个瞬间面对类似的问题：我的笔该落在哪里？上帝给我的那块地，到底是什么？

为主癫狂

假如方向清楚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追了上来：这样的事工，究竟需要怎样的人？

施老师的答案来得直接而干脆。她说，要找和她一样在主面前“癫狂”的人——那种“不在乎写出来能不能发表，也不在乎要花多大力气，都能豁出去”的人。要加入铭贤书系的书写，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神学基础扎实正统、文学水平够高、能为主癫狂。

前两个容易理解，但第三个“为主癫狂”究竟意味着什么？两位作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施玮的癫狂，是完全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让她笔下的人物住进来。写《叛教者》时，她让自己成为李夜声，甚至在写他得肺病的段落时真的病了。写宋尚节之前，她用一两年时间让自己的祷告变得“不顾一切”，像宋尚节一样疯了一般地查经。她不是在写一个人，她是在成为那个人，然后再用文字把自己倒出来。

山眼的癫狂是另一种。她本职是电气工程师，有工作、有家庭，写作只能在时间的缝隙里进行。她说“把心志和时间都摆在神面前”，这就是她能给出的全部。她不会用几个月去浸泡一个人物，但她用日复一日的坚持，用每一个深夜和清晨，来回应那个呼召。

施玮是火焰，蓬勃而狂热；山眼是炭火，持久而沉静。温度不同，方式各异，却都在为主全情燃烧。

看着她们，我忍不住想：我们这些蒙召以文字服侍的人，什么时候真正为主癫狂过？受洗之初的那份炙热，往往被时间稀释成温吞。日常的琐碎、工作的压力、家庭的责任，像一层又一层的棉絮，把最初的火焰裹得严严实实。我们也坚持灵修，也在文字事工上一步步往前走，但那份“豁出去”的心志，那份不计代价的摆上，却常常在日复一日的平稳中被消磨了。相较两位老师的全然燃烧，我们这点付出，实在微不足道。

“为主癫狂”这四个字，是一种深深的吸引，也是一种深深的刺痛。它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里面那个不甘平庸，却又时常妥协的自己。

真实的两种面孔

当为主癫狂的心志被重新挑旺，准备动笔时，下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到底怎样写，才算是为主而写？是忠实地记录历史，还是大胆地加入文学的想象？讲座中段，施玮和山眼聊到了虚构与非虚构的取舍。

施玮说《叛教者》选择小说形式，是因为有些关键点没有直接证据，更因为她真正想写的不是对人物的评断，而是一个观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种绞肉机一样的时代，其实都是一无所有的”。只有小说，才能让她大胆地进入心理描写，呈现人性的复杂和软弱。而《献祭者》却是用非虚构的方式，因为宋尚节本人的日记太完整、史料太充足。更重要的是，施老师想用真实来点燃读者——“你要被点燃，当然是真实最能点燃人”。

这让我重新审视“真实”。通常我们会认为非虚构比虚构更接近真实，但施玮老师让我看到，小说的“虚构”反而可能更深刻地触及另一种真实——人性的真实，信仰在具体处境中挣扎的真实。

山眼的《行医者》，用小说笔法写真实人物。在她看来，史料是地基，文学是呈现方式，两者的结合让康成和石美玉不再只是历史档案里的名字，而是有血肉、有怀疑、有低谷、又有挑旺的鲜活生命。

这让我想起自己想做的事——挖掘来华宣教士在上海的足迹。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呈现：是写成严谨的史料汇编，还是加入文学想象？施玮和山眼的讨论没有给我标准答案，但给了我一种看见：真实不必只有一种形式。如果我的目标不是还原历史原貌，而是让那些人活过来，让人被他们触动，那文学性的处理并不是背叛真实，而是对真实的另一种忠诚。

三位一体的写作

“写什么”和“怎么写”只是第一层问题，更深的那层是：支撑文字的究竟是什么？在讲座的尾声，主持人向两位老师提问：“在基督教历史长篇创作的过程当中，如何兼顾灵性、史料、文学这三方面？”对此，两位写作者再次各抒己见。

山眼思路明晰：史料是基础，文学是表达，灵性是真实呈现人物的信仰生命。她特别点出“作为基督徒去写”与“作为非基督徒去写”的本质不同，那种对人物灵性挣扎的切肤理解，是非信徒难以触及的。她的回答理性、条理分明，像用工程思维拆解了一道复杂命题。

而施玮说，她没有那么理性地去平衡三者，她的方法是“功夫在诗外”。写作之前，先让灵性预备到位，让自己和人物合一，然后在写作中不再刻意想灵性的事，因为灵性已经成了她的一部分。她说：“我每写一本书，就像演员演一个电影一样。”

两位作家理性与感性兼具的分享，让我这样一个有明确文字事奉呼召的人，收获颇丰。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也看到那条路并非遥不可及。

关掉视频，思绪飘回几个月前那个炎热的午后。我问施玮老师：“那要如何和神热恋啊？”她莞尔一笑，说：“你喜欢神，就花时间跟祂相处，怀着热情为祂做事啊。”

对我这样天性散漫的人来说，唯有爱才是动力。去爱，才会不计代价；被爱着，才舍得放下。这份力量从神而来，涓涓不息。它不是律法催逼的“我应该”，而是心里涌出的“我想为祂而活”。

也许，“为主癫狂”并不一定要像火焰那样灼灼燃烧，也可以是像恋爱一样，日复一日地靠近、陪伴、倾注热忱。哪怕步伐缓慢，哪怕微小如炭，只要那份心是真的，祂就认得。而我，也愿意为了这份亘古不变的爱，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