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词
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
——德国哲学家 康德
与其说生活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不如说它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奥秘。这正是圣经的立场：生活不是我们一起用铁锤敲敲打打、动脑筋不断修理的东西；生活是一份深不可测的礼物。
——法国哲学家 嘉伯烈·马塞（Gabriel Marcel）
引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微不足道的乳名，首先它属于母亲，或许永远属于她。我的母亲无论何时何地，也不管我成年与否，从来只唤我一个字，而且是用她那浓浓的山东乡音淋漓尽致地呼唤“方——”
小时候这呼唤常常从南到北地回荡在生就了我的那条街上。
绰号
我生在北方一条远离大自然的浅街陋巷里，左邻右舍比邻而居，拥挤在两趟狭窄的平房、若干个小门之内。家家除去可供躺卧的土炕和不可或缺的炉灶之外，几乎再无空间，谁家也甭想有什么高贵的隐私；邻里之间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恶眼相看。
不知为什么，我家那条街上很多人都有绰号，这或许是国人一种别有情调的幽默，非把好端端的人形容得猪狗不如而后快。绰号虽是送给某个人的，却映照着所有相关的人。
我家斜对面住着的一家人被唤作“大裤裆”，可能是那条街上最穷的，不但家徒四壁，家庭主妇还患精神病，经常在街上拿着菜刀闹起来。也许是装出来吓唬人的也未可知，因为他家常被邻舍歧视欺负，若没有点装神弄鬼的伎俩，实在难以栖身立足。歪瓜裂枣的四五个孩子缺衣少食。“掌柜的”（当时常这样称呼一家的户主，大概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恭维称谓）冬天穿一条粗布大棉裤，绝无内衣，是当时北方农民最传统的服饰；肥大的棉裤腰足以装进两个人，往腰里一折一挽，系一条脏污的布腰带，裤裆岂能不大？且冬夏鼻涕拉瞎（编注：东北方言，指人脸不干净的样子）。也许是因生活的重负，愁苦和惊慌失措好像刻在他脸上，连笑也像哭。
他的孩子们也难逃厄运，如同那个年代的政治成分，绰号是要继承的，一家人从小到大无论男孩女孩都被以此号称呼，或被唤作“大裤裆”家的老几——多年后人都没了，这绰号还在人的“口碑”里。
我家左邻的小院子里，住着以掌鞋为生的“张破鞋”，举家与破鞋同居。难以想象，一间小屋里，炕上地上摆满了破鞋和掌鞋的家什，如何还能容纳得下老婆孩子五六口人？“张破鞋”自己也穿着翻着“舌头”没有鞋带，大概是抗美援朝时期的军用破大头鞋。一头乱发就像麻绳子，黯淡无光的眼角总有眵目糊（编注：东北方言，眼屎），谋生的职业成了尽人皆知的代号，却没人知道他姓甚名谁。
“张破鞋”却另有一个至高的乐趣，就是拖着七扭八歪的破鞋去蹲棋摊儿。他好像刚从鞋堆里逃出来，再也不想回去似的，夏日常与人对弈至深夜。当这盘棋他必死无疑的时候，便被人戏笑：“快回家，掌你的破鞋去吧。”但他好像在叫不醒的梦里，只是看着残局不动声色。那专注淡然的样子，好像使他忽然人格升华，有一种令人刮目相看的尊严。大概那是他最享受的时刻，早已忘记“破鞋”与自己的任何关系。
兀自抗衡
当我长到能在街上跑，常被母亲唤回的时候，那个似乎理当属于我的绰号便临到了我。母亲幼年攀树失足，穷乡僻壤无医无药，以致右腿膝盖处竟结出一个大大的如树疖般的疤痕，令人触目惊心。母亲就是拖着这样一条残疾的腿把我拉扯大。在我心目中，并不认为那是跛，因为那是母亲十分真切的一部分，便永远融合在母亲给儿子的美感之中不能更改。
这似乎是很简单的分歧，但也因为这简单的分歧，让我一生不敢与人苟同，总是被迫另辟蹊径，甚而与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兀自抗衡。
那个临到我的绰号，刺透了我儿时爱之所系的全部——父姓母跛，冠在儿子头上曰“李瘸子”。
夏天，一到傍晚，我家门前便跑满了不知出于何种冲动，到处撒野的半大孩子。被唤作“二孬”和“狗丢儿”的孩子与我同龄，鬼头鬼脑地呼啸而来，看见母亲在唤我，也学着母亲的山东腔唤起我来，而且学着母亲的跛行在我面前嬉戏而去，兴奋异常。
这也许是无须大惊小怪的儿戏，却是我幼稚心灵遭到的第一次重创，那一刹那宣告了我平静如小溪，刚刚到来的金色童年戛然而止。
从此这个极具侮辱蔑视的绰号，在我的心里就近乎水乳交融的无伴奏和声，衬托在母亲的呼唤里，令我面对尚未开始的人生竟有一种他乡异客的惊诧。
头型
尽管我已经背上书包，上了似乎应该讲体面的学堂，但到了该理发的时候，仍是由母亲像补补丁、洗萝卜一样，用自家的大剪刀从容地为我理发。于是我的头上便满了绝无规则，像梯田似的痕迹，头顶成了无法交待的房盖儿。每次，她用粗大的手所剃的，分明是我的自尊。而我越是委屈，母亲竟越是摆弄着我的头，看着我的样子发笑；她又好像是在笑自己，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糟糕得不可收拾。
这别具一格的头型所遭到的嘲笑，沉淀在我心里，竟让我渐渐领受了一种被迫的思维定式，成了母亲自行其是、我行我素且自鸣得意之馈赠。
当时那强加于我的头型，不仅在我头上，还连同那绰号一起扭曲了我的心，于是我幼稚的心灵便开始了一场悖逆而漫长的跋涉。
木讷与羞惭
首先我没有了活泼，成了一个讷于表达的孩子。
开学前一天，学校新刷的黄色院墙上贴出了招生榜，平日“人模狗样”的孩子们此时伸长了脖颈，都变了样子。我的大名被写在上面，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的大名相晤，非母亲平日所唤，让我感到一种朦朦胧胧的苏醒。
那天下着毛毛雨，天上有五颜六色的虹，我家那条街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祥和。下午去文具店买几样纸笔，竟无言地和隔着几家的邻居，平日只知道叫“大嘴儿”，那日方知叫“欧苹”的女孩儿一起打一把雨伞。这微妙的不约而同，似乎为我敞开一个崭新的天地，然而这崭新的感觉却很短暂。
尽管童心未泯，也不免心灵的苍白，天真的年龄并不单纯。不知继承自何种优良传统，所有男生都不屑于和女生说话，否则便是卑鄙或莫大的羞耻。
我尽管讷于言，也不免祸事临头。一天放学后，不知是哪个淘气的同学揪了“大班长”的辫子；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的家长竟找到我家来兴师问罪，让我有口难辩，羞辱不堪。
不是不想辩白，是辩白不出，嘴笨拙，又不会强词夺理。话还没出口，便囫囵咽下去自行消化了。母亲也常说我的嘴像棉裤腰。
被揪辫子的“大班长”是班上唯一受过学龄前教育的女孩，居然会唱童谣：“小板凳呀排一排，小火车呀开起来，小朋友们坐上来，呜呜呜，呜……”唱得许多同学目瞪口呆。
或许她是因为天真快乐，总在老师面前蹦蹦跳跳，才引起一些以恶作剧为荣的穷孩子嫉恨；我似乎是更有甚者，看见与我隔绝的美丽活泼，便生出一种无名的仇视，尤其在蒙受了不白之冤之后。
一天放学回家，我心里有一种少有的愉悦在蠢蠢欲动。忽然看见大班长的辫子竟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让我有一种非要上去揪一把而后快的冲动。我要以欺凌冲破欺凌，甚至不惜祸端临头，铤而走险，上去就揪了一把。
果然，她眼睛里透露出出乎意料的委屈和悲伤。我忽然领会了戏谑所给予“二孬”和“狗丢儿”的兴奋，但瞬间这兴奋就变成一种莫名的谴责和羞惭。
课堂
我心灵的扭曲已与母亲呼唤中的期许相去甚远，我所渴望的教育也超越了平静的知识层面，似乎是一种命定的量身定做。
读初中那年，化学物理的课本已经发到手里，却再没有学习的机会。
一个反常的夜晚，学生被召到学校，打起彩旗，走出校门，游行示威。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停课、走上街头闹革命，却被打扮成首肯和自愿。
学校里也天翻地覆。我非常尊敬的美术老师，忽然被揪上台批斗，罪名是“一贯道”历史反革命。头两天还看见他在台上情绪激昂、语无伦次地控诉走资派校长对他的歧视，并且声嘶力竭地高喊：“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这会儿他自己竟成了灰溜溜的阶级异己，再不是我熟悉的师长。他从此沉默，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的学校坐落在松花江边，这里成了我们看热闹、消磨大好时光的去处。那天，几个高我们两级的同学忽然围住一个因武斗闻名的人，全校学生都唤他一个字——“亮”，那是他得意的昵称。
狭路相逢，众目睽睽之下从容殴斗，仗打得似乎很有江湖义气。顷刻间“亮”鼻孔窜血，但他没说一句话。只见他鼻青脸肿，却双手抱拳，转身而去；对方也不追赶，彼此心照不宣。似乎依据流行的“物竞天择”的理论学说，崇尚暴力、弱肉强食，并非是粗暴野蛮。因此输赢都不失尊严。
这让我几乎弄不清眼前事发生在什么年代，只奇怪多年的教育都难以改变人的观念，但这流氓恶习却无师自通、顷刻风行。
于是大街上经常遇见血淋淋的斗殴，本是青春成熟的学生，表情却凶煞冷漠；健壮硕大的身体，被棒子或钝器狠狠地打，颓然倒地，并没什么是非理由。
老拐
生活在我的心弦上踏过，并非是出乎意料的节奏或旋律。或许是因为我的悖逆与兀自抗衡，24岁的我被关进一个满洲国就存在的监狱里，进去的人只有监号没有名字。我的监号是1070，同监的犯人便送我一个绰号——“老拐”（编注：军事通信中7读“拐”）。
一个早晨，老拐被押上囚车。车上没有座位，有也是荷枪实弹、居高临下的押解人员的位置。我蹲在冰冷的车厢里，背剪双手，带着手铐。囚车走在一条原来叫外国马路的欧式大街上。车窗上都蒙着窗帘，与外界隔绝；幸而窗帘下有一条缝，我低着头，看见了久违的城市和行人。车走在那特有的石头马路上，让我如饥似渴地捕捉着无人理会的生活气息，还断续地听见一些嘈杂悦耳的人间对话。
此时在我眼中，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建筑物底端、台阶，仿佛也释放着记忆和生命，如同壮观艺术作品的局部，唤起我无限的遐思。人的思想很奇怪，越是困厄羁绊，便越加活跃和澎湃。这是一座我所深爱的美丽城市，但此时我只配这样窥视她。
我被押到一个至少能容纳两千人的俱乐部里，要在这里接受公审示众。台下黑压压地挤满了观众。我脚上两只棉靰鞡鞋没有鞋带，翻着舌头；因为腰带被解除，要用鞋带代替，棉裤直往下坠。
两个背着枪的民兵按着我的脖子，我低头正好看见挂在自己胸前的大牌子，上书罪名——“反革命预谋集团主犯”。当时我尚未意识到这罪名的后果，只想抬起头看看眼前的场面，否则好像对不起自己。
我佯作身体不自在，慢慢地直直腰。但见光线昏暗中，一张张陌生的脸漠然无表情，眼睛里似乎都有一种期待，期待的也不过是这耸人听闻的情景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我的头又被狠狠地按下，于是听到台下义愤填膺的高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可能每个人的心灵都有摄像功能，这一刹那永远地摄在我心底深处。
两年后，我被释放，既非因刑满，也非因无罪。亲人都不知道我惹了什么大祸，曾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后来一个邻居打听到我是以反革命罪被抓，人们便都对我家敬而远之。但总算是有了消息。
回到家之后，家里让我一定当面去感谢那位打听到消息的邻居。那时候我木讷得很，似乎尚在阴阳两隔之间，因释放的理由模棱两可，好像随时都可以重新收押。家里准备好的礼物是用合作社最粗糙的黄纸包装的，最廉价的点心和饼干，但那已经是我家所能表达的最高礼节。
然而见面时，这位好心人竟目瞪口呆，眼睛里充满惊恐，好像那礼物绝非吉兆。当然礼物之微薄令人扎眼，更重要的是送礼的人如同祸水，谁愿意有丝毫瓜葛呢？这让我认识到，窘迫寒冷的心所表达的感谢也会令人毛骨悚然。
尊重
似乎所有门都向我关闭了，对于我来说，门并非指个人前途、青春理想或者生存就业，而是生命中的尊重。直到一个冰雪融化后路面泥泞的早春，我只身走进一所1936年建造的哥特式礼拜堂，屈膝受洗归入基督。
当时没有朋友在我身边，我的亲人也均不知晓，更无人向我祝贺。走出礼拜堂时没有太阳，清冷的氛围一如既往——淡然、真实、毫无色彩；但我内心却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流，如蓬勃的春天涌进了我生命的空旷，悄然开始了势不可挡的变化。
幸有一张照片记录了这具非凡意义的时刻。所有刚接受洗礼的人合影留念，我挤在最后，勉强露出我的脸，前后左右几乎均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弟兄姊妹。我虽已近不惑之年，却是最“年轻”的一个。
但几乎每个人的表情都好像是军人行进在队伍当中，有一种凝重和肃穆。那是与神的羔羊为伍的行列，没有势力、没有学历、没有身份地位的区分，完全在另一种取向和趋势里。从那一天起，我再没有离开过教会。与其说那一刻我踏进了辉煌的生命殿堂，不如说那一天我如浪子般被天父抱在怀中！
此前一个白雪皑皑的冬日，我走进礼拜堂，那是我的第一个圣诞节。去到那里的人都得到一份礼物——一块用锡纸包着的蛋糕。
那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美丽的圣诞树、天使的号角、赞美的歌声让我有种重新找到家的感觉，禁不住热泪横流。
我把礼物带回家，妻子惊讶地问：“怎么还有不花钱白白给东西的地方？”
然而这“一块蛋糕”触摸了我的生命。随着对信仰的认识，我明白了一切都来自于祂，我们的生命也是祂的馈赠。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不是一块蛋糕所能涵盖的，那礼物是祂自己！
那一天祂走近了我，那是我生命的第一次苏醒。
那是一次相遇，是祂在寻找我，且找到了我。我其实一直在祂的看顾之下，这是那礼物留给我的滋味，让我因此瞥见永恒，且年日愈久愈清晰！
那恩典的滋味是一种明确的身份感，是我从未领受过的爱和尊重。
